我国算力总规模居全球前列

程序正义是要在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之间寻得某种程度的平衡，毕竟决策需要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进行平衡，其正当性也需要各方主体的妥协才能实现。

文化论和国情论者依然可以辩驳说订立国教，甚至政教合一的体制乃是最适合他们文化或者国情的政治形式，在这一点上又如何辩驳呢？究其根本而言，无论是康陈的主张，还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反对意见都只囿于事实的层面，孔教是否应该被立为国教取决于其是否能带来某种实利。尽管其同样表现为一种高级法，但这种高级法和古代自然法理论中的自然法却有着极大之不同。

[37]因此，姚中秋就指出，宪政只不过是一种中立的技术，或者说是外在的框架，而将儒家的政治理想注入其中既不违背宪政的本义，更不会造成现代主义者们所想象的后果。[63]比如，我国传统社会的礼在某种意义上起到宪法的功能，而且作为一种高级法它既是实定法的正当性来源，又是实定法的评价标准，在间接意义上起到了限制世俗权力的作用。[8]劳乃宣：《桐乡劳先生（乃宣）遗书》，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85~928页。此时当国的武夫们一般都是以忠孝节义等传统道德来进行自我标榜并维系统治，孔教会诸人恢复旧的伦理秩序的努力显然在客观上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其中的缘故一方面在于20世纪初日渐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秩序急剧变迁以及政权鼎革导致的社会失范、人心散乱。

[52]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并不能注入宪法体制之中。只有等到太平之世，文教全备、仁爱流行之后，才能实现共和的理想。即是说，行政程序内在价值须先行满足、先行实现，惟如此方能摆脱法律工具主义、法律实证主义、功利主义的思维定式，保证人们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优先实现，促进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39]现代行政管理活动中，行政主体这种效率意识仍在很大范围内存在，并侵损着行政民主和行政权本身。[26]参见[美]罗尔斯著， 何怀宏等译：《正义论》，8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的确，我们这代人可能对民主谈得和想得太多，而对民主所服务的价值谈得和想得太少。正义与效率并行不悖，只要法律不要过分苛刻。

行政程序价值是行政程序所具有的、能够满足人们某种主观需要的属性，且又是在人与行政程序的关系背景中产生的，是行政法价值的一部分。自此，程序与法律结下理论和实践上的不解之缘。

人与物之间的这种需要与满足的对应关系，就是价值关系[4]。民主不能像阿克顿勋爵正确地论述自由时所说的那样，是更高的政治目标的手段。（一）行政程序效率与民主的两难困境 从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我们可以对行政程序作两种情况的划分：有些行政程序是人们为实现和维护实体权利而主张和接近的程序，试称之为积极程序，如行政处罚中的听证程序、获取相关信息程序等，其中包含行政相对方积极主动的行为要求。3.私法向公法的渗透 公私法的划分，作为古罗马注释法学派创始之说，曾持续占据极大的权威，并与大陆法系各国的文化交融在一起[18]。

[21][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36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功能的发挥包含了程序设计者的意愿，但又不止于设计者所预期的范围和程度。正如美国学者达尔所指出的，可接受性：你觉得审慎可以采用的原则，别人也会这么想。[52]行政程序的重要功能也恰体现于此。

[43]一般情形下，人们设计行政程序之际的初衷经由功能的发挥而转化为现实。[53]参见方世荣：《论行政相对人》，165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秩序总是意味着某种程度的关系的稳定性、结构的一致性、行为的规则性、进程的连续性、事件的可预测性以及人身财产的安全性。其常被泛指一种人为的且带目的性设定的，依照某种次序安排所进行的步骤。

在哈贝马斯看来，所谓沟通的合理性，是指在不受利益和强制的干扰的完全自由的状态下，当事人通过互相提出论据的方式达成合意的对话过程中所实现的合理性。讨论行政程序的价值取向，还应注意行政程序区别于立法程序和司法程序的特殊性。在行政程序对行政权行使的时空逻辑安排（设定行为的若干必经阶段、方法、形式、顺序及时限等）下，行政行为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方的行政法律关系由一系列步骤和方式的联结、组合而完成和实现。[3]参见张恒山：《法的价值的辨析》，载《中外法学》，1999 （5）。这种程式化、规范化的行政方式，一是客观上对公民的权利具有稳定化效应，避免了专制行政下管理受体的诚惶诚恐，从而使之树立起永续经营的信心。程序仅仅是相对于一定目的的手段而已，实体法告诉我们程序的什么部分是重要的。

行政程序理性使得它在官方任务的执行中，更成功地排除那些纯粹个人的感情成分，如喜爱憎恶等不可预见的非理性因素[51]，行政权的扩张性和恣意性在行政程序这一缓冲层中得到必要的消减和洗礼，从而行政权得以沿着或者恢复到其正确和确定的轨道上有序运行。民主宪政和民主行政的成长，主要系于政治参与和行为参与，正当法律程序的概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和成长起来的。

但民主作为行政程序的内在价值，其具有先自由价值而实现的属性（相对自由价值而非针对程序本身的工具属性）。另外，行政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实体规范的缺失。

（二）行政程序民主价值优位 传统行政观念中，效率是行政程序之所以被设计的首要价值目标，用来规范行政主体的行为，而忽视了行政相对方的程序地位和参与利益。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原材料，具体的法律必须在一个程序化形成的行为中，根据这些原材料产生。

[16]这种世界性的变行政管理从凌驾于社会之上，到关注、服务直至到个体的新型行政模式，与行政程序内在的价值与理念兼容。其二，权力行使主体在程序中的地位不同。[45]参见杨海坤：《论我国行政程序法典化》，载《学习与探索》，1996 （3）。民主可谓现代行政的根本特质，从某种意义上讲，全部行政法的首要宗旨就在于要把行政关系民主化。

其三，能够为参与者在参与过程中所直接察觉、体会，而不必由于结果获得认同而间接被感知。就此意义而言，程序似乎是实体的辅助或附随。

行政程序各价值间既有消长也有协衡。他于1789年在其所著《道德与立法原则》一书中提出并论证了此观点。

而权力又往往以无情和不可忍受之方式行使……呈现社会上权势者对弱者的压迫和剥削[21]。但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也往往成为行政主体行政专横、轻视民权的障掩。

无论在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对效率的追求都占有重要地位，纳税人总是期望行政机关能用他们最少的金钱高效地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服务[28]。而当它完全敞开时却会四溢。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在先。（三）效率 效率对行政程序来讲，就是行政活动在单位时空的资源投人与由此产生的行政活动的效果之比。

此间，博弈和合意都是不可或缺的。其二，它直接建基于某些法理观念、信条（如朗·富勒提出的法律道德论）之上，以某种特定的终极立场（如伯尔曼的程序本位论）为依归，而不是仅仅作为工具而陷入手段与目的关系的漩涡。

不仅体现为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与人相互承认和尊重，也体现在对相关事务积极参与和交流过程中。它能够直接承载和体现法的精神和价值，直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欲求。

譬如，不启动调查、询问等程序，行政案件的事实便无法查清。从某种意义上讲，程序对实体行为的规束既是因行政行为涉诉双方法庭辩论的论据，也是法院进行判断的重要依据甚至主要依据。